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同盟会的元老因理念不合纷纷离开，导致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几乎只剩下孙中山一位领袖。连续的失败也让孙中山开始对自己长期坚持的革命理念产生了疑虑，进而促使他在1923年与苏联接触，并展开了国共合作。对于“联俄联共”的政策，许多国民党元老持反对意见，但孙中山采取了强硬态度，认为任何反对者都可以选择离开。正是在孙中山的威望与压力下，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协议，明确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孙中山生前，他的理念即为整个国民党的理念，任何反对孙中山的人，都会被视为反对整个党。因此，在孙中山去世后，某些集团打着孙中山旗号却执行与他相悖的政策，他们应当被视为国民党中的叛徒，而非正统。尽管事实证明，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合作，国民党才能真正结合中国社会，成功领导国民革命。然而，由于许多国民党元老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理论及与工农阶层妥协的做法深感反感，导致国民党左派的理念遭到强烈反对。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很快出现了分裂，以邹鲁为首的元老组成了“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三大政策”。此时，国民党内坚持孙中山理念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派，便成了党内的正统派，而右派则逐渐被边缘化。遗憾的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再也没有出现像他一样具有个人威望的领袖，指定的接班人汪精卫能力不足，也无法控制军队。由此，汪精卫与胡汉民、许崇智等人陷入内斗，削弱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威。这种混乱的局面给了蒋介石这样一个相对低级的国民党成员一个机会，凭借军队的支持，成功逆袭成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
国民党左派虽然继续坚持孙中山的理念，但却面临着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既建立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又能维护工农利益的困境。这在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一个两难问题，导致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处于同工农和列强两面为敌的困境。而苏联的支持，更是出于其自身在中国的利益，而非推动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于是，1926年以后，苏联过度支持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几乎没有给中国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提供足够的支持。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事变，开始屠杀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也放弃了左派的伪装，开始全面清党。许多国民党左派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蒋介石和汪精卫利用武力清除异己，大肆屠杀左派成员，尤其是那些地位较低的地主武装和城市地痞流氓，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1927年后，国民党的左派人数大幅减少，从五万多减到不足万人，而国民党的总党员数则急剧下降。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清洗行动，不仅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也彻底摧毁了其革命性。1928年，经过内斗，蒋介石终于成为了国民党领袖，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然而，他和汪精卫等人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甚至否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不配被称为国民党的正统领导者，充其量只能算是篡位者。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暴力清洗行动，让共产党人感到震惊。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共产党开始了武力斗争。遗憾的是，尽管国民党左派遭遇了空前的打击，但他们并未立即展开反击，这也暴露出国民党左派虽然具备革命性，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软弱一面。最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成为了“私军”的领导，左派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几乎消失殆尽。
尽管蒋介石在控制国民代表大会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掩盖了其独裁统治的本质，国民党左派却失去了与蒋介石对抗的能力。此时，一部分左派领导人决定另立新党，继续与国民党右派斗争。1927年11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和邓演达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到了1928年，他们正式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在国民党内部秘密发展力量，准备发起武装暴动。
然而，这种借用国军力量来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做法，无异于孙中山当年借军阀打军阀的策略。最后，邓演达于1931年被国民政府秘密处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此后也未能有所作为，最终于1947年更名为农工民主党。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民革逐步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左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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